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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人相轻

文人相轻是一个成语,意思是指文人之间互相看不起,出自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。

一、魏文帝曹丕

      魏文帝曹丕(187年-226年6月29日),字子桓,沛国谯县(今安徽亳州)人。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,曹魏开国皇帝(220年-226年在位)。魏武帝曹操次子 ,与正室卞夫人的嫡长子。曹丕自幼文武双全,博览经传,通晓诸子百家学说。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,曹丕击败了其弟曹植,被立为魏王世子。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,曹操逝世,曹丕继任丞相、魏王。同年,受禅登基,以魏代汉,结束了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,建立了魏国。曹丕在位期间,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,于黄初元年 (220年)命其制定九品中正制,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。而且平定了青州、徐州一带的割据势力,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。对外平定边患,击退鲜卑,和匈奴、氐、羌等外夷修好,恢复在西域的建置。黄初七年(226年),曹丕病逝于洛阳,时年四十岁。谥号文帝,庙号高祖(《资治通鉴》作世祖),葬于首阳陵。曹丕于诗、赋、文学皆有成就,尤擅长于五言诗,与其父曹操和弟曹植,并称“建安三曹”,今存《魏文帝集》二卷。另外,曹丕著有《典论》,当中的《论文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作品。

二、《典论·论文》

  1. 原文

      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。傅毅之于班固,伯仲之间耳,而固小之,与弟超书曰:“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,下笔不能自休。”夫人善于自见,而文非一体,鲜能备善,是以各以所长,相轻所短。里语曰:“家有弊帚,享之千金。”斯不自见之患也。

      今之文人:鲁国孔融文举、广陵陈琳孔璋、山阳王粲仲宣、北海徐干伟长、陈留阮瑀元瑜、汝南应瑒德琏、东平刘桢公干,斯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相服,亦良难矣!盖君子审己以度人,故能免于斯累,而作论文。

      王粲长于辞赋,徐干时有齐气,然粲之匹也。如粲之《初征》、《登楼》、《槐赋》、《征思》,干之《玄猿》、《漏卮》、《圆扇》、《橘赋》,虽张、蔡不过也,然于他文,未能称是。琳、瑀之章表书记,今之隽也。应瑒和而不壮,刘桢壮而不密。孔融体气高妙,有过人者,然不能持论,理不胜辞,至于杂以嘲戏。及其所善,扬、班俦也。

      常人贵远贱近,向声背实,又患闇于自见,谓己为贤。夫文本同而末异,盖奏议宜雅,书论宜理,铭诔尚实,诗赋欲丽。此四科不同,故能之者偏也;唯通才能备其体。

      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力强而致。譬诸音乐,曲度虽均,节奏同检,至于引气不齐,巧拙有素,虽在父兄,不能以移子弟。

      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于翰墨,见意于篇籍,不假良史之辞,不托飞驰之势,而声名自传于后。故西伯幽而演易,周旦显而制礼,不以隐约而弗务,不以康乐而加思。夫然则,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,惧乎时之过已。而人多不强力;贫贱则慑于饥寒,富贵则流于逸乐,遂营目前之务,而遗千载之功。日月逝于上,体貌衰于下,忽然与万物迁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!

      融等已逝,唯干著论,成一家言。

  1. 译文

      文人互相轻视,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,不分高下,然而班固轻视傅毅,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:“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,(但是却)下笔千言,不知所止。”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,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,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,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,乡里俗话说:“家中有一把破扫帚,也会看它价值千金。”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。

      当今的文人,(也不过)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、广陵人陈琳陈孔璋、山阳人王粲王仲宣、北海人徐干徐伟长、陈留人阮瑀阮文瑜、汝南人应玚应德琏、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。这“七子”,于学问(可以说)是(兼收并蓄)没有什么遗漏的,于文辞是(自铸伟辞)没有借用别人的,(在文坛上)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,并驾齐驱,要叫他们互相钦服,也实在是困难了。我审察自己(之才,以为有能力)以衡量别人,所以能够免于(文人相轻)这种拖累,而写作这篇论文。

      王粲擅长于辞赋,徐干(文章)不时有齐人的(舒缓)习气,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。如王粲的《初征赋》《登楼赋》《槐赋》《征思赋》,徐干的《玄猿赋》《漏卮赋》《圆扇赋》《橘赋》,虽是张衡、蔡邕也是超不过的。然而其他的文章,却不能与此相称。陈琳和阮瑀的章、表、书、记(几种体裁的文章)是当今特出的。应旸(文章)平和但(气势)不够雄壮,刘桢(文章气势)雄壮但(文理)不够细密。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,有过人之处,然而不善立论,词采胜过说理,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。至于说他所擅长的(体裁),是(可以归入)扬雄、班固一流的。

      一般人看重古人,轻视今人,崇尚名声,不重实际,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,总以为自己贤能。大凡文章(用文辞表达内容)的本质是共同的,而具体(体裁和形式)的末节又是不同的,所以奏章、驳议适宜文雅,书信、论说适宜说理,铭文、诔文崇尚事实,诗歌、赋体应该华美。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,所以能文之士(常常)有所偏好;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。

      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,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。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,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,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,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,没有穷期。因此,古代的作者,投身于写作,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,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,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,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。所以周文王被囚禁,而推演出了《周易》,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《礼》,(文王)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,(周公)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。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,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。多数人都不愿努力,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,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,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,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,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,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
日日衰老,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,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!

      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,只有徐干著有《中论》,成为一家之言。